我们普通人对古代历史的了解不外乎两种途径，一则通过阅读文献，一则通过观看影视剧。尽管时隔千年，有着地域的不同，但我们还是能够了解古人的思想及其生活方式，这无疑是文字的功劳。

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最为重要的还是口头交流。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由于山川河流的阻隔，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聚落，人口众多，使得人们在说话时会有口音的差别，此即所谓的方言。

如果让甘肃人和广东人用方言交流，双方肯定会一脸懵懂，听对方讲话跟听外语差不多。

幸好，普通话解决了这个问题，让天南海北的人交流起来相当轻松，不会产生任何障碍。

古代貌似没有全国通用的普通话，那么，古人之间又是如何交流的？

由于我们今天的大多数国人都会说普通话，加之影视剧中的古人也是操着一口普通话，这就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假象：古人也说着和我们一样的话。其实仔细想来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古代人说话和今天是很不相同的。既然如此，那他们是如何交流的呢？比如苏东坡是四川人，而当时北宋的皇帝是河南人，难道苏轼说着四川话和说着河南话的皇帝交流吗？再比如说，康有为是广东人，当时的光绪皇帝是北京人。那么，光绪皇帝是否能够听懂操着一口粤语方言的康有为呢？

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天是不会存在的，因为人们都会通过普通话（以北京话为标准，以北方话为基础）来交流，尽管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口音，但无伤大雅，彼此之间还是能够听得懂的。

普通话这个概念是现代汉语中才有的，在古代尚无此一说，那么古人有没有一种统一的交流语言，它又是以那个地方的方言为标准的呢？

实际上，古代也有全国通用语言，只不过不叫普通话，不同朝代对其有不同的称呼。古代全国通用语言的制定，都是在政治中心所用方言的基础上制定而来的。

先秦时期的普通话称作“雅言”，一般是以国都所在区域为标准的，因为夏朝和商朝的都城在洛阳一带，因此，洛阳话自然而然被定为雅言的标准发音。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朝代，即夏商周，除过西周，其他时期都是在河南建立都城的，因此当时的雅言就是河南话（以洛阳为中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洛阳话也被看作是汉语的母语，汉语在几千年的发展中，都会不间断地从洛阳话里汲取养分。

汉族之名因汉朝而得名，之前是叫作华夏族的。所谓华者，衣冠之美；所谓夏者，礼仪之盛。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号为东周。因此洛邑地区的语言便成为了当时的雅言。《论语》里讲“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孔子虽然是鲁国人，但他不用山东话讲学，而是用河南话讲学。

雅言怎样说？可以参考《诗经》和《论语》里的说话方式。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内容包罗万象，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全面反映了先秦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风》是先秦时期各地的民歌，《雅》是贵族在举办宫廷宴会和朝会时演奏的歌曲，《颂》是专门用于祭祀活动的乐歌。

《诗经》以先秦时期的口语写成，诗句主要以四字为主，句子里喜欢用叠字来制造回环往复、一咏三叹的韵律感，听起来抑扬顿挫，具有鲜明的音乐美。

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的人们在日常说话时，把说话当作一门艺术来对待，在句式表达中，遵循凝练、通俗、易懂、好听，富有音乐美感的特征。

比如，《诗经》第一首《关雎》写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四字一句，简洁明了，表现了古人入木三分的观察能力，以及驾驭语言的优势。

大圣人孔子有3000多名弟子，来自不同的诸侯国，为了向弟子们更好地传播“儒家思想”，他要求弟子们在探讨问题时用“雅言”交流，要不然，大家各说各的方言，讲学和交流肯定无法进行下去。

孔子跟弟子之间的对话记录在《论语》里，《论语》里的每一句话，以洛阳方言写成，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普通话，也叫“官话”或“正音”，在全国通用，只要是读书人，都必须学会官话。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随之实行了“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的政策。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同时也统一了文字，以秦篆（即小篆）为官方文字，才使得我们不同地域之间的人们虽然会有方言的差异，但是面对同一种文字时还是能够彼此理解的。《中庸》讲“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这本来是儒家统一天下的主张，却被推崇法家思想的秦始皇实现了。秦始皇作为一个具有争议的人，他在位期间确实做过许多暴行，但是这些无不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做准备。除开这些，他修建驰道、修灵渠、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度量衡，都值得人们去尊重。而近代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更认为，如果没有秦始皇，中国文化势必会出现断层，甚至可能复刻欧洲中世纪那样各国林立的情况。就单从这一件事情来说，秦始皇功莫大焉。

当时秦朝的国都是咸阳，咸阳位于关中，因此当时的雅言便是关中话。到了汉朝，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这时的雅言也基本上是陕西话和河南话。汉朝的汉语标准语也有“正音”、“雅言”和“通语”等不同的称谓。

但在语言交流方面，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统一要求，根本原因是，雅言在当时完全够用了，全国大部分人都能听懂雅言，也会说雅言，没有必要再在语言统一上浪费更多的成本。

统一文字固然是好事，但这是于思想文化的传播而言的。

两汉时期，全国通用语言没有做出大的调整，基本上沿袭了先秦时期的雅言。

东汉灭亡后虽然有过一段三国鼎立的局面，但很快就被西晋统一了。统一的西晋王朝建都于洛阳，因此其自然是以洛阳方言为雅言。但是不久后就发生了所谓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等事件。面对此种局面，西晋王朝只能迁都，史称“永嘉南渡”。东晋王朝建都于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由于南迁的士大夫普遍操一口洛阳方言，而当地的土著却是说着吴语，两相结合便形成了一种金陵雅音，又称吴音，为后来同样建都于此的宋齐梁陈所继承，此即所谓的南朝。因此，整个南朝的雅言便是吴音。

到了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了隋朝。七年后，也就是589年，灭陈朝。此时的隋朝建都长安，朝廷编《切韵》一书。该书以洛阳雅音和金陵雅音为基础正音，唐承隋制，因此隋唐国语为“汉音”。隋唐时期，政治中心变成了长安，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自然要以长安方言为基准。长安方言被称作“秦音”，就是现在的陕西关中话。宋代在《唐韵》的基础上，又作《广韵》，此一时期的国语又称“正音”、“雅音”。

历朝历代为了规范语言的发音，会指派一些学者，专门编撰相关书籍。在隋朝时，由陆法言编撰了《切韵》，唐玄宗时期，学者孙愐主持编撰了《唐韵》，这两本书都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语言学著作，规范了隋唐时期全国通用语言的注音和发音。

宋朝是一个重视文化艺术的朝代，朝廷不惜花费人力和财力，建设了许多润泽后世的文化工程，以修订语言学书籍最有代表性。

从宋真宗到宋仁宗这几十年间，相继修订了《广韵》、《集韵》、《礼部韵略》等韵书，对现代人研究古代汉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以学者陈彭年、丘雍在1008年撰写的《广韵》最为著名。

《广韵》近20万字，是在隋朝《切韵》和唐朝《唐韵》的基础上修订而成，采用“反切法”给汉字注音，由此统一了人们发音的问题。

“反切法”就是用两个常用汉字，把各自的读音一刀切成两半，前一个字取声母，后一个字取韵母，然后把它们的读音拼在一起，就组成了另一个字的读音。

比如，“坛，徒干切”，采用了“徒”的声母t，以及“干”的韵母an，两者组合后就构成了“坛”（tan）字的读音。

古汉语的声调并不统一，只用平声和仄声来概括，用反切法注音虽然无法准确地标注出声调的变化，但并不影响天南海北的人在一起交流，人们还是能听懂对方的话。

例如，“吃饭”在现代普通话里的发音为“chīfàn”，在反切法里，山东人、河南人、陕西人因为语言习惯不同，在说“吃饭”两字时，音调上肯定有差别，陕西人会把“吃饭”读成“尺番”。

幸运的是，在《广韵》问世的数百年以后，经过一代代语言学家的努力，在现代普通话里已经完全解决了声调的发音问题。

元朝灭宋后，由于其为蒙古人，便以蒙古语为国语。由于建都北京，后来便以北京（燕山以东，大致相当于今北京地区）地区的方言为“天下通语”。我们知道，元朝灭宋，很多士人衣冠南渡，后来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便定都于南京。由于这一地区的汉人相对完整的保持了“中原正音”，因此明朝初期便以“南京话”为标准语。理所当然地成为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就是说，此时期要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以及各地官员，都必须学会南京话，否则，连入仕的机会都没有。

到了永乐年间，朱棣迁都北京，即所谓的天子守国门。但经过元末战乱，北京地区的人口已经所剩无几，因此朱棣不得不将四十万南京居民迁入北京，以弥补人口的不足。由于这批人相对较多，因此自然而然的将南京官话带到了北京。因此终明一朝，其实是以南京官话为标准的。相反，北京官话通行范围较小，影响自然也就不高。南京话是在洛阳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跟“五胡乱华”导致西晋灭亡，司马睿在南京建立东晋有关。

原来生活在西晋都城洛阳的王孙贵族，举家搬迁到南京后，带来了洛阳话，洛阳话跟当地方言不断融合后，产生了南京话。实际上，南京话早在东晋时期就做过官话。

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北京话从此成为全国的通用语言，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清代早期，南京官话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惯性。但是到了雍正年间，这一局面逐渐得到了扭转。雍正八年，朝廷设立正音馆，该机构专门推广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北方官话。而所谓的“北京音”正是在元朝时旧北平话与南京官话相互融合的基础上，渗入满族语音的一些要素综合而成。因此到了清代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了南京官话，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今天所说的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普通话便是在清朝中后期逐渐奠定基础的。

所以，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所谓的“普通话”，但一直推行朝廷官话。这是一种官方通用语言，以确保彼此之间能够听得懂。否则满口粤语的康有为如何能在朝堂上对着光绪皇帝侃侃而谈呢？即便其一开始时操着一口浓重的粤语，但当他步入官场以后就不得不学习朝廷官话。正是这种规则使得朝廷之间的对话才成为可能。

至于其他人呢，由于古代交通不便，通讯手段也较为落后，各个地区的人口流动较小，只是面对着处于同一地区的人们，因此只要操一口方言也就交流无碍了。

梳理完中国古代数千年的语言变化规律之后，可以发现，古代虽然没有普通话，但各个朝代都制定了一套官方语言标准，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必须在语言上过关，否则，对个人前途有重大影响。

古代科举考试的内容是法令、算术、书法、文才、政论，虽然以笔试为主，但在答卷时，必须用官方指定的语言标准来答卷，若用方言来写文章，对不起，考生即使有经天纬地之才，连上榜的资格都没有。

古代官员要想在仕途上大展身手，也必须学会官方语言，尤其是跟皇上和同事交流时，必须使用官方语言，否则，皇上听不懂谏言，同事听不懂建议，对办事效率的影响很大。

一直学不会官方语言的官员，基本上一辈子只能在自己家乡做一个小官，晋升之路从此就中断了。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会不会官方语言对生活影响不大，毕竟，在古代的农耕社会形态下，许多普通老百姓一辈子也许不会出远门，跟外地人交流的机会很少，懂不懂官话并不影响自己的生活。

参考文献：《切韵》《论语》《中庸》